高一歷史教案：《國共的十年對峙》教案三(9)

　�。�3）意義：是工農民主政權；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境內存在著兩個性質根本不同的政權。

　　三、紅軍長征：

　　1.原因：“左”傾錯誤領導，導致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失利

　�。�1）“左”傾錯誤領導：

　　【備課資料】王明“左”傾冒險主義

　　從1931年1月—1935年1月，以王明為代表的“左”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內占據領導地位長達4年。這次“左”傾錯誤在黨內統(tǒng)治的時間最長，給黨帶來的危害也最大，它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。

　　1930年9月，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等對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，結束了“左”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(tǒng)治。1931年1月，在王明一伙的壓力和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、操縱下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，王明等人依仗米夫的支持，強行篡奪中央的領導，并且以王明所寫的《兩條路線》，即《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》的小冊子作為黨的行動綱領。這個綱領，在政治上主要批評三中全會的所謂“調和錯誤”和對立三路線的“右傾”，強調黨內主要危險是“右傾機會主義”，號召全黨反對“右傾”、反對“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”和“富農路線”，從而形成了新的“左”傾機會主義路線。

　　1931年9月，因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(fā)被捕叛變，經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指定為代總書記的王明，積極推行“左”傾冒險主義的方針和政策。王明“左”傾冒險主義特別突出地表現為教條主義。他們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，企圖一舉奪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；他們否認中間力量的存在，認為國民黨各派和中間派都是“最危險的敵人”，要一切斗爭，整個地反對；他們推行“城市中心論”，要求紅軍去占領城市，反對毛澤東的在農村積蓄力量，以農村包圍城市，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正確道路；他們打著“反右傾”的旗號，實行宗派主義，對不同意他們錯誤主張的同志進行殘酷斗爭，無情打擊。在上述錯誤主張指導下，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內黨的工作出現了一片混亂，由于“左”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主觀蠻干，使黨在組織上和工作上都受到嚴重損失。至1935年，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內的黨組織除少數地方外都已破壞殆盡。在中央蘇區(qū)，他們排斥了毛澤東對中央根據地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，推行“左”傾冒險主義方針。

　�。�2）博古掌權：

　　1931年9月中旬，黨史上的第二個臨時中央在上海誕生。其原因是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員遠遠不足半數，按照黨章規(guī)定，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職權，中央只好改組，產生一個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，即“臨時中央”。在這年1月7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，共選出中央政治局委員9人，候補委員7人，合計16人。政治局常委為：向忠發(fā)、周恩來、張國燾。到了9月中旬，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員只有周恩來、盧福坦、陳紹禹（王明）、劉少奇4人，僅占政治局成員的四分之一，他們已失去“代表多數”的作用。同時，周恩來將赴中央蘇區(qū)工作，陳紹禹將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。這樣一來，中央政治局已是有名無實，無法正常運轉。

　　有鑒于此，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中共改組中央領導，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，并提出組成人員的具體建議。據此，1931年9月中旬，周恩來、王明、張聞天、秦邦憲（博古）等四人在博古家里開會商議此事。王明提出博古進入中央負總責。商議的結果是：由博古、康生、陳云、盧福坦、李竹聲等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，報請共產國際審批。

　　1931年9月22日，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一次會議。會上，博古宣布共產國際來電，批準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，委員共9人：盧福坦、博古、張聞天、李竹聲、陳云、康生、黃平、劉少奇、王云程。會上成立了中央常委會，成員是：盧福坦、博古、張聞天、康生。一個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便誕生了。9月25日，王明偕妻子孟慶樹從上海動身赴蘇聯，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，同時也是博古推行“左”傾路線的后臺。

　　1933年1月13日，中共“臨時中央局”在上海無法立足，遂決定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，中央機關由上海陸續(xù)遷到他們認為“路線錯誤”的蘇區(qū)。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，博古、陳云去蘇區(qū)，康生去莫斯科。李竹聲留上海，組織“中共上海中央執(zhí)行局”，作為臨時中央的派出機關，代表中央指導白區(qū)黨的工作，并負責同共產國際聯系。1月底，臨時中央領導人張聞天、博古、陳云及楊尚昆等到達瑞金。